随着俄乌战争进入冬歇期，战场上最活跃的成员顿时变成了私营武装公司“瓦格纳”。[*] 3月27日，以研究18世纪战争闻名的斯托本维尔圣芳济会大学历史副教授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s）特意为“瓦格纳”撰文一篇《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与俄国私营武装公司相关的东西？》，认为“瓦格纳”既非美国语境下的雇佣兵，亦非俄国语境下的惩戒营，反倒更像是18世纪普鲁士语境下的义勇队（Freikorps，一译自由军），也就是私人出资组建，配合正规军作战的轻型辅助部队。

[*] 类似现象在18世纪战争中也颇为多见，达菲在其《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里如此总结：“特别是在战役间歇期，义勇队时常是惟一能够投入攻势的部队，他们的突袭能够搜集可贵的兵员、马匹、牛只、草料和现金，给北波希米亚地区的奥军仓库构成持久的威胁，削弱奥地利人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政治-军事层面的威慑力。”（Duffy, Christopher,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Chicago: The Emperor's Press, 1996, p. 137.）

(资料图片)

笔者感到这篇文章颇为有趣，姑且不论对“瓦格纳”看法如何，至少可以反映目前英文世界里研究18世纪“理性时代”战争的顶尖人物想法如何，因此特意将其译出并增添少量注解，以飨读者。

伯恩斯表示：

在描述正于乌克兰作战的私营武装公司“瓦格纳”时，某些西方评论家使用的术语是“雇佣兵”（mercenaries），另一些评论家则倾向于“惩戒营”（penal battalions）。这两个词都不算特别讨人喜欢。对美国人来说，雇佣军让人想起美国革命期间与英军并肩作战的黑森兵。惩戒营让人想起苏联红军和德国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囚犯。问题在于，这些机构都无法在切实与“瓦格纳”类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略微掩盖了“瓦格纳”所代表的潜在威胁。

要是反过来把“瓦格纳”解读成一支现代化的18世纪“义勇队”（Freikorps），那倒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个组织的缺陷和潜在可能性。在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这类小型雇佣部队往往是从沦为囚徒的战俘队伍里招募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常规部队所缺乏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它可能是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进步工具，但其政治角色则严格限制在国家利益框架里。在今天的背景下，这意味着观察家们不应该太快抹杀“瓦格纳”的作战效力，但也应当抵制诱惑，不要过于夸大“瓦格纳”领导者叶夫根尼·普里戈任的作用。

雇佣兵一词并不适配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将兵役与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和荣誉的观念牢牢绑定在一起。因此，西方国家的军人大多对雇佣兵感到不屑。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首流行歌曲如此唱道：

朋友们，一个真正的共和派

应该爱护和珍惜他的兄弟

无套裤汉，长矛在手

不惧成群的雇佣兵

像真正的共和派一样战斗……

所谓“无套裤汉”（sans-culotte），指的就是法国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也称“长裤汉”，他们不像贵族那样穿短套裤，而穿长裤，由此得名。

在19和20世纪，由民族国家组建并得到其工业实力支持的大众化军队主导了大规模冲突。学者们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状况与此不同。谢伟恩（Wayne Hsieh，音译）主张可以将其称作“后现代”战争，而弗朗茨-斯特凡·加迪（Franz-Stefan Gady）则认为，这可能是回归到了18世纪的内阁战争。基于这一背景，当代评论家对“瓦格纳”这类部队的思考方式就受到了历史的影响。乔治·华盛顿曾提醒他的士兵“出于最充分的理由捍卫自己土地的少数几位勇士，能够对卑鄙的听钱使唤的家伙和佣兵干出何等业绩”。惩戒营则让人想起斯大林下达的命令，亦即通过射杀“制造恐慌的家伙和懦夫”维持部队秩序。那些描述“瓦格纳”发起“人浪”攻击和自杀式运用新兵的言辞往往加深了人们的固有印象，使人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战术上落后的组织，觉得其主要功能就是将尸体从俄罗斯监狱系统运输到乌克兰前线。然而，针对“瓦格纳”的这种看法已经越来越和专家们的意见相悖。根据乌克兰军官以及康拉德·穆济卡（Konrad Muzyka）、弗朗茨-斯特凡·加迪和米夏埃尔·科夫曼（Michael Kofman）等专家的说法，“瓦格纳”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灵活战术，与雇佣军或惩戒营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一个从囚犯中招募了部分兵员的雇佣兵组织如何能做到灵活且适应性强？甚至有时比俄罗斯正规军更强？答案可以在18世纪的军事历史中找到：特别是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普鲁士军队中找到。

七年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因其铁的纪律和所谓的僵化线式战术闻名于世，这或许有些不公正。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那个年代的私营武装公司也为普鲁士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战争期间，普鲁士的显贵或寡头运用他们的私人资金组建部队——也就是“义勇队”——与普鲁士正规军并肩作战。这些显贵为招募、装备此类部队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虽然他们的军事经验往往有限，但也会担任新组建部队的指挥官兼业主，后一职位当时称作inhaber，即老板、持有人。“瓦格纳”的叶夫根尼·普里戈任是18世纪“义勇队”业主的当代版本：一个企图通过拥有部队获得更高地位的显贵。 与“瓦格纳”类似，“义勇队”也通过使用囚徒扩充兵力：不过在“义勇队”里，他们用的囚徒是战俘。这些所谓的普鲁士部队里大量运用了法兰西人、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普军当中，也适用于整个欧洲。奥军中著名的“绿劳登义勇队”就是从普鲁士战俘里募集兵员的。有时候，这类招募做法的确招致了人们对“义勇队”及其战士的批评。弗里德里希本人将这些人称作“可憎的人渣”和“三倍该死的家伙”。 事实上，弗里德里希本人认为“义勇队”的潜在用途之一就是发动“人浪”攻击。他在战后的著作中主张如下：假使敌人坚守在山上，你又希望将其逐走。那就可以在第一波攻击中运用这些部队，而且不是让他们规整地向敌军阵地进发，而是毫无保留地跑向敌军，直到他们身处敌军当中再开火……必须全速奔跑，不用过分小心，不然就得损失很多人。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这些部队的价值不如他的正规步兵，只是潜在的炮灰而已。

弗里德里希在1757年还曾下过一道军令：“必须始终认为步兵发动的第一轮攻击难以奏效……因此，先头部队不应当是最优秀的部队。可以让‘义勇营’[Freibataillone]或其他糟糕的营承担这一任务，要是他们临阵退却或者拒绝精神饱满地发起冲击，那就可以朝他们开火[以迫使前进]”。与这道直接将“义勇队”当做炮灰的军令相比，战后的命令里仅仅要求他们以散开队形战斗，以跑步展开冲击，相比之下已然温柔很多，可见，“义勇队”的潜在战术价值总算得到了间接承认。至于某些第二帝国研究者把这视为革命-拿破仑战争中散兵战的先驱，那就未免过誉了。

奥军中最优秀的“绿劳登义勇队”来自普鲁士战俘，普军中最优秀的“绿克莱斯特义勇队”则来自匈牙利战俘，双方着实玩了把人员互换。

虽然存在这样的批评，但总的来说，“义勇队”表现的创新要比其他普鲁士军人更多。与他对正规步兵更基础的指示相比，弗里德里希写了很多如何训练“义勇队”成员隐蔽自身的内容，如何隐藏在“树后”、“屋里”，如何“平躺”、“从石块后方开火”或是“从山脊线后方开火”。其实，过去30年里，作者们一再强调“义勇队”在战术层面的适应性。普鲁士上校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克莱斯特（Friedrich Wilhelm von Kleist）在1759年组建了各类“义勇队”中最成功的一支。克莱斯特以匈牙利战俘为核心，组建了一支适应性强且颇为危险的部队。这些部队以从之前的作战中学习为荣。同时代的军事作家卡尔·格里斯海姆（Carl Griesheim）描述了克莱斯特让他的部队进行的典型战后分析：“哪怕是正在进行战役的时候，他也会采用这种方法：在取得战斗胜利后，就召集队伍里的军官，指出所犯的错误，列出错误的原因和后果，并总结教训，以防今后发生这种错误。”[3]

达菲指出：“好到无可比拟的最佳部队则是克莱斯特‘义勇队’，1759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克莱斯特上校（即绿克莱斯特）组建了1个匈牙利骠骑兵中队，随后就开始迅速发展，到了战争结束时，它已是一支6000人之多的强大部队，包括1个‘克罗地亚’团（实际是匈牙利逃兵）、1个龙骑兵团、1个骠骑兵团和1个枪骑兵团，此外还配备了猎兵和骑炮兵。”（Duffy, 1996, p. 134.）伯恩斯文章里颇能反应“克莱斯特义勇队”部队文化的文字，源自达菲的译文，而达菲又是译自格里斯海姆1777年在华沙出版的《轻骑兵职责》（）一书。

克莱斯特本人的尊容如下所示：

这类部队还完善了18世纪版本的多兵种合同作战，它们在微观战术层面综合利用了骑兵、炮兵和步兵，让这些兵种一同攻击敌军。有位奥地利老兵如此抱怨：“当敌军抽出一个[普鲁士]骠骑兵分队后，那总会有200名掷弹兵紧随其后提供支援：因此，敌军轻骑兵拥有步兵的支援，我军骠骑兵则没有，于是，每次交战当中，我们的骠骑兵都不可避免地越打越糟。”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达菲认为，这种灵活性累积起来，就让所谓的“僵化”普军在小规模战斗中面对看似拥有更大主动性的敌人时，反倒更能发挥作战效力。在一支笼罩在所谓“僵化教条”的军队里，并不处于军队直接行政管理范围内的部队拥有最大的适应余地。[4] 

上个月（这里指2月），一位乌克兰军官声称，“‘瓦格纳’构成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他们在进攻中比正规[俄罗斯]部队享有更多的自由。”康拉德·穆济卡认为“存在两个‘瓦格纳’”，更为人所知的那个是“由罪犯发动正面强攻”，相对而言鲜为人知的那个则是“训练有素的部队，适应性强且灵活”。米夏埃尔·科夫曼也评论说“‘瓦格纳’的确大量消耗罪犯……但也存在由训练较好的部队组成的突击分队、火力支援分队和补给分队”。

伯恩斯最后总结称，不宜过高估计普里戈任对俄罗斯大政方针的影响，但也不宜低估“瓦格纳”的潜在威胁：

结论

那么，那些18世纪的“义勇队”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瓦格纳”又可能会发生什么？随着七年战争的结束，弗里德里希意识到位于其正式指挥架构之外的部队派不上什么用场，于是强行将他们纳入普鲁士的正规编制。“瓦格纳”可能遭受类似的命运，甚至被战争本身所削弱。战争研究所（ISW）最近认为，俄罗斯国防部正有意通过围绕巴赫穆特的战斗削弱“瓦格纳”。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普里戈任大概都该好好想想18世纪失败的“义勇队”业主后果如何。有些人因为惹了麻烦，最后选择逃亡到普鲁士之外，波兰公爵耶日·马尔钦·卢博米尔斯基（Jerzy Marcin Lubomirski）就是个中典型。

与之对立的观点则是将普里戈任视为当代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认为他对普京和战争进程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瓦伦斯坦是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一位经验丰富的统帅，指挥由国家出资的雇佣军。在这个尚算古早的时期，实际上不存在国家军队，瓦伦斯坦及其雇佣军是享有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因此，瓦伦斯坦觉得自己有权提出政策意见，甚至开始亲自指导政策方针。而在目前的环境下，几乎无法想象普里戈任独立指导俄罗斯做出外交政策决定。相反，正如阿尔马·凯沙瓦兹（Alma Keshavarz）和凯伦·斯金纳（Kiron K. Skinner）所写，“像[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瓦格纳这样的机构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外交政策工具”。正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促使普里戈任有机会运用‘瓦格纳’，反过来的说法并不正确。与他的一些十八世纪的同行类似，普里戈任的私人资源与现代国家经营的战争规模相比，自然显得微不足道。最近，彭博社报道说，由于冲突的代价，普里戈任正在将重点转向非洲，并缩减“瓦格纳”在乌克兰的部队规模。时间会证明这是否属实，但更可能的状况是，普里戈任的轨迹会更像是卢博米尔斯基公爵而非瓦伦斯坦。

对于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要是把“瓦格纳”想成是一支“义勇队”，那也可以对其能力作出更准确的评价。军事机构往往尊重同行的力量，而低估那些看似陌生的力量。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之后，“雇佣兵”成为一个肮脏的词汇。同样，招募囚犯充当士兵的想法也违背了西方人对享有美德的公民士兵的看法。如果我们主要从这些方面考虑“瓦格纳”，就可能轻易低估他们。若是从这个新的历史角度理解“瓦格纳”，就会让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拥有潜力的灵活、适应性强且危险的组织，一个有能力给乌克兰军队和西方带来问题的组织。

总而言之，我虽然并不赞同伯恩斯这篇文章中的若干观点，但该文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篇开阔眼界的好文章。